中医文字记载具有3000多年历史,纵观古今300余次瘟疫,尤其是解放后的新中国,中医前辈们抗“乙脑”、“流脑”、“SARS”等成功经验,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温病学派“瘟疫”、“湿热疫”的理论根据基础之上,中医从卫气营气辨证入手,结合六经、八纲、三焦辨证来施治用药。这就是守正,即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国医大师熊继柏(参《湖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梅国强(参《湖北省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学术交流大会》)教授在这次大疫中,使用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疗效显著的宝贵经验,诠释了“守正”的正确性。二位教授都是《伤寒论》大咖,使用经方抗疫,可以说是《伤寒杂病论》的活教材。其专业水平,现今中医界无人能及。2020年新冠肺炎,国家卫健委中医诊疗方案,是基于寒湿疫使用《伤寒杂病论》经方,既没有理论根据,也不符合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与其肺炎的临床特征,与熊继柏、梅国强教授的诊治方案背道而驰!本人也在抗疫一线救治了230例新冠肺炎患者,皆以“清法”治之,疗效令人满意。所以我发文反对了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治中医方案。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新的种类越来越多。西医的手段抗病毒是治本,但一种新的抗病毒药问世,至少需要3年以上时间才能研制出来使用。所以当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我及时地呼吁卫健委务必改变“西医当道,中医在野”的局面。明确指出:西医目前不可能出现抑制、清除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只能支持疗法与对症处理。中西医结合共同抗疫,才是控制住疫情的正确方向。因此,督促成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第三版中才出现有中医方案。随之,全国各地援汉中医抗疫队伍驰援武汉,中西医合力1+1≥2,疫情才逐渐获得控制。中医药抗病毒作用疗效好是肯定的。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邱元慧表示:黄芩,鱼腥草是清除病毒的关键成分,黄芩同时兼具抑制细胞激素风暴效果。凡是传染性病毒的共性,侵入人体后出现风暴因子,这是免疫反应。宿主免疫系统清除病毒,如同爆发大战,就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各种各样的自由基很容易跟蛋白质和DNA之间反应的,反应之后就会让细胞死亡,还有一些其他的炎症因子对身体内脏器官造成较大损害。所以抓住早诊断,早隔离,正确使用中医药抗病毒治疗至关重要。本人从事传染病临床,教学与科研40余年,结合于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成功经验,用自己创立的一套“中医宏观辨证与西医微观诊疗手段相结合,选择特异性中药组方施治的方法”,制定出:1.用于新冠病毒感染及其肺炎轻症的“清瘟1号”方;2.用于新冠肺炎的“清瘟2号”方。两个方中皆用了鱼腥草、黄芩,重在清肺解毒抗其病毒。两个方药同时都兼有扶正祛邪之法。既符合西医抗病毒,消炎,抗自由基,改善肺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同时也不违背中医宏观辨证施治原则之举。清瘟1号方,辛凉解表,健脾祛湿。一般5—7付中药可解除新冠感染“似流感样”症状,促使核酸阴转消除疾病;清瘟2号清泄肺热,宣降肺气,健脾化痰(祛湿),一般普通型新冠肺炎8—14剂中药可愈。并根据临床不同情况进行药物加减治疗。临床经手治愈所有的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危重型患者也降低了病亡率。为了人类生命健康,为了中医药在全球抗疫发扬光大,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抗疫中验证有效的清瘟1、2、3号方药全部献出公布于海内外。其用方加减,凝结着我毕生的临床结晶,目的是为拯救天下苍生百姓效力。中医学的发展,是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守正”辨证施治的原则不能丢,它是用药的基础。但我强调不拘泥经方,不要完全死抱1800年前的东西一成不变。所以要“创新”,就是要吸取其中的精华,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接轨,符合临床实际,更好地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中西医治病,我认为从逻辑学分析是相通的,存在着同一性。如奥密克戎“新冠”病,病因病位:西医为“新冠”病毒侵袭人体,主要在上呼吸道鼻咽部与肺;中医为疫邪袭表(卫)伤肺,肺主皮毛司呼吸,鼻咽为肺之门户。治疗方面:中医解毒利咽透(包括汗法)邪(疫邪)外出,与西医强调的抗病毒与其解热镇痛退热药是同一性的;中医理肺(清肺、宣降肺气)化痰止咳,与西医抗炎、改善肺通气换气功能思路彼同。与此同时,中医扶正祛邪,与西医的支持疗法、增强免疫力,思维的作用点是一致的。我一直在研究中西医在临床上的互通性,甚至臆断西医临床医学,是建立在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基础上所出现的新方法。九十年代初,本人创立的“以中医宏辨证与西医微观诊疗手段相结合,选择特异性中药组方施治的方法(参《新中医》1990年版),疗效可靠而较好。古今历史沿革,各种情况有变。气温不同,古代气温较低,现代全球变暖,气温较高。尤其是古今之人体质情况不同,古代人因战难,疫疠连年流行,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加上医疗质量低劣,人们生活极端困苦(参《伤寒论自序》),体质往往是阳虚或阴阳两虚居多,人均寿命也较短,仅能活30岁。而现代人情况大相迳庭,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生活质量高,医疗条件较好,人们的体质是以阴虚阳盛或痰湿型多见。所以现代人寿命长,人均能活到76岁。再者,从临床处方中药方面,古代处方药都是野生的,都是医生药工自己在野外采摘的,药用有效成分多,用量较轻。现代处方的中药,都是人工栽培的,有效成分少,用量宜大。北京中医肝病大咖关幼波大师用黄芪,茵陈50—100克(参《肝炎肝硬化治疗专辑》,人民卫生出版社)。我的恩师邓铁涛教授健脾用黄芪,常常30—50克以上。现代环境,由于生态的破坏,新的传染病病种不断地出现,所以“古方新病不相能”(注:能读“耐”)。我认为,现今的传染病不能照搬古代的经方与其剂量,一定要“创新”,走中西医结合符合临床实际的道路,采用中医宏观辨证与西医微观诊疗手段结合,选择特异性中药组方施治之法,适用于各种传染病的治疗。不管病毒变异不变异,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症状类似,中医病机相同,运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攻克不断出现新的传染病,为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